问:如果这个世界所有人都说的真话会变成什么样?

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令说真话的人似乎愚不可及,说假话者当然显得聪明可爱了。真实剥下谎言的陋皮,不过像抚去一层灰尘而已。谎言之下所暴露的,每是丑的灵魂。无奈在非说假话不可的情况之下,就我想来,也还是以不完美的假话稍正经些。一生没说过假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的吧。某些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说真话之难;和说假话的悲哀。仿佛现实非要把我教唆成一个“说假话的孩子”不可。如果对方根本不信你的假话,却满意于你说假话,分明是很乐意地把假话当真话听,可悲的是对方。应该感到羞耻的也是对方。对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感到羞耻的人,你几乎也就犯不着跟他说真话了……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伟人和名人。包括有缺点的,甚至有污点和有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故,历史也是势利的……人类面临的许多灾难,十之五六是一部分人类带给另一部分人类的。而人类最险恶的天敌,似乎越来越是人类自己。人类“文化”发展至今,既功不可没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掩盖了许多事实的真相。就如老鼠难看的毛色和它丑陋的尾巴影响了我们对老鼠眼睛的看法的客观性一样。“各尽所能”是马克/思为人类所畅想的理想社会的原则之一。千万年来,蚁类们一向是这样生存的。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历史向穷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它最终告知穷人——消灭富人并不等于消灭了贫困,也不一定就能使穷人得到拯救。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有些时候,仅仅有钱就够了。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许多时候,仅仅有钱是不够的。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如果我们中国人在心理素质方面成为优等民族,那么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类将是优秀的。反之,又将如何?“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是一个作为人的资格起码完备的人。从前,许多“新闻”都足以使中国人街谈巷议一阵子。而现在,几乎任何一条“新闻”都不再有“新闻性”可言,于是有了“炒新闻”这一词和现象。“文/革”十年,中国之文学和艺术几乎一片空白,不是由于当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幸福得不愿创作了,而是恰恰相反。在从前的年代,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报复。现在的大学,一届一届一批一批地向社会输送着几乎纯粹的应试型人。而几乎纯粹的应试型人,活动于社会的行状将无疑是简单功利的。其人生也每因那简单功利而磕磕绊绊,或伤别人,或损自己。“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现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逻辑是——不怎样……白不怎样。比如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白不骗,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但是须知,世界的逻辑是辩证的;而“白不怎样”违背辩证法……有很多东西将会少起来,最终从我们的生活中逸去,比如“精神乐园”;有很多东西将会多起来,比如精神病院。荣誉乃是这样一种事物——当它达到或快要达到巅峰的时候它绝不会停驻在那儿,正如喷泉的水流绝不会凝止在顶尖的高度。普遍的人们对于成功者们的得意容忍到什么程度,决定着那一过程的短长。几乎每一种荣誉都有不当之点。当它像泡沫一样膨胀得太迅速,它的不当之点也便很快地凸显出来了……

问:人在不敢说真话的环境下,是不是就互相欺骗?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要说真话,这样才会取得信任。妈妈总说,要说真话哦,要不头上会长牛角。但是,我们长大了却发现,有些时候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进入专题: 微博
 

图片 1

图片 2

说真话已经不是底线和道德问题了,它已经完全变成一种工具。说假话也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慢慢的变成了中性词,同样,说假话也是一种工具,和说真话同样平起平坐。例如,我们经常会教育身边的人,你要学会什么时候应该说真话,什么时候应该说假话。看,这不都变成了一种工具,哪还有好坏之分。

戴建业 (进入专栏)
 

在人类社会中,当人们都在道德和法律的范畴内规范自己的行为,那这个社会将是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说假话是为了生存和利益或者说是一个处处充满尔虞我诈环境,都不说假话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公平,公正,充满朝气蓬勃,光明的社会环境,是人们所期望的社会。

我有一远亲阿姨,抗日时失去丈夫,没有办法,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小孩,逃难到南昌。有一老板看他娘三可怜,收留他到他厂做工,并安排他的小孩上学。解放后,工厂归国有。厂领导知道他苦大仇深,想培养他成干部。批斗资夲家时,厂领导把编好的发言稿给她。要他上台批斗老板,控拆老板压迫工人的罪恶。他说,我这一辈孑从来没说过假话,人家对我多好,我说不出口啊。后来说他有神精病,下放到农村老家`

可偏偏有些人不信这个邪,非得说真话,觉得自己的良心就特别值钱。起初,觉得说真话自己特别了不起,觉得自己光明磊落,坐得端行得正。也有的人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假话,就不敢说假话,说完就怵,最后还得乖乖招了,索性就不说假话了。

图片 3

这个世界人人都说真话的话,就没人会凝神凝鬼了,人人都值得信任,社会就会安定团结。

这句话说的太准确了。本人认为现在一些媒体报导大部分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余的全是昧着良心说话。

但是这些人慢慢的觉得为什么自己干啥都不顺心呢,明明可以,但就是没人愿意相信。看,反倒是说真话的人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了。

  

———–关注评论点赞,祝大家好远.

这个时代谨言慎行

这个社会,仿佛人们潜移默化地对言语水分的含量认可达到了一种高度。觉得人人说话都带水分,而且差不多认为一般水分就是多少,掺假的程度高低也倒完全激不起任何愤怒。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实打实的说,听者将这种默认的水分去掉之后,想想你说的话还剩几分重量。所以最后受伤的是永远是说真话的人。

  
在我们这块“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商店里很难买到真货,社会上更难听到真话,但人们买到假货常要求退换,听到假话从没有人要求赔钱。这可能是劣质假货的害处一目了然,轻则经济受损,重则人命关天,所以对劣质假货无不怨声载道,而假话对日常生活好像影响不大,说假话者既不必打草稿,听假话者也不必掏腰包,久而久之大家对假话都习惯成自然,许多人在假话横行的社会环境中还玩得很转。你看,人们纷纷跑到海外港澳抢购货真价实的进口奶粉,你见过有谁跑到海外去抢购进口的“真话”?

人人都说假话会成什么样子

伊拉克在战前民意测验中,支持率百分之百,一开战便纷纷投降。典型的独裁政权的特征,全民在威逼下不敢说真话,独裁者的下场。

好人有好报,会做好人的人才会有好报吧。

  
岂止不向别人“抢购”真话,送上门来的真话也全盘拒收,个中原因是人人都喜欢用真货,但并非人人都喜欢听真话。古代很多说真话的谏官,不是贬官就是丧命,唐代魏征能善始善终算是特例之一,那些对唐太宗与魏征君臣遇合的赞美,字面上是称颂太宗的器量,纸背后是羡慕魏征的命好。杜甫从左拾遗贬官多年后还在哀叹:“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这位伟大诗人会写诗但不会拍马,一板一眼地学习匡衡和魏征“抗疏”,不明白事非其主便言违其时,他失宠只是个时间问题,贬官华州司空参军要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的确,杜甫算不上真正的倒霉鬼,不知多少人成为说真话的冤魂。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3月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野百合花》,不过对当时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有点意见,对那里的特权主义有点牢骚,对共产主义社会有点理想化,伟大领袖便认定这是在“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整风时一口咬定“王实味是托派”,1962年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又称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杜甫说真话只是丢了官衔,王实味说真话则丢了性命。从最近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可以看到,王实味文章中说的是真话,1986年党和政府也给王实味平了反,证明党也肯定他说的属于实情。但愿被害的人死后真有灵魂,让王实味能深切感受到天理昭昭;但愿在阴曹地府里的王实味冤魂,还能一如既往地谨遵毛主席的教诲,遇事照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五七年反右中有几十万读书人,响应毛主席“大鸣大放”的号召,向组织说了几句真话,给上级提了几条意见,不仅毁了自己的大半生,另外还搭上了儿女们的前程。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彭德怀,想到了林昭,想到了顾准,想到了张志新,想到了……

应该不成世界!有时候形容词也属于假话一内吧,把梦想变成现实开始也应该是假的吧。

有人觉得自己说得是真话,其实也是假话,因为被利益洗了脑,这样的真话与真实相违背|。这样的真话还说是正能量。因为对整个历史了解太少。说假话能得到上司认可,说真话就可能下岗,因为违背旨意。说了真话,失去工作,没有了工资,一家人无法生活。

  
在《真话集》里,巴金先生曾不无沉痛地说:“十年浩劫那段黑暗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说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巴老这段话很容易给80后的青年造成假象——好像“十年浩劫”之前大家都在说真话似的。很多人对巴金老人的《真话集》推崇备至,其实这本《真话集》并没有全说真话,至少上面这段引文说的就不是真话。人们“不说真话”的“坏习惯”,既不是始于“十年浩劫”,也不会止于“十年浩劫”。为什么巴老偏要说人们“不说真话”是“十年浩劫”才染上的恶习呢?他写《真话集》的时候,中央对文革已经进行了全盘否定,而反右只是定性为“有扩大化倾向”,延安更是谁也不敢非议的“革命圣地”,所以,批文革很保险,谈反右有风险,讲延安更危险。可见,巴老深谙“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密诀——他只在“某时”说真话,也只说“某时”的真话。真话中有假话,假话中藏真话——这便是他那本《真话集》给我的强烈印象。在名为《真话集》的书里,作者仍然不敢大胆地说真话,这才是我们时代最有喜感的“欢乐颂”。我没有半点责怪巴老的意思,他那一代人说真话的代价实在太高,他本人在各种运动中历尽磨难。说两句真话,赔一条人命,这种血本买卖有谁愿意做呢?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